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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无论是在媒体报道中还是关怀之下，我们的农民工始终只是农民工，是我们话语里的“他”，是需要城里人帮助的“他”，而不是―“我”。

   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，不仅仅在于农民工无法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，也因为没有良知之士或媒体为他们做代言，就算有的话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。

    良知之士的见解能使几个人信服？媒体之语又有几分力道？或是出于良心，或是出于社会稳定的功利性，而真正想帮又能帮的又有几个？

    只听说因为拖欠工资而致农民工示威游行或绑住欠他们工资的人的，而没有听说哪个“城市工”因此而做出如此“不可思议”“没有法律意识”的事的。

    因为农民工就是农民工，而城市工永远是城市工，两个不同等次的人，话说劳动是美德，无上下贵贱之分，但到了这里，不难看出上下与贵贱。

    城市工遭“冤”时有“包青天”――仲裁委员会，工人委员会什么的协调机构，可当农民工比窦娥还冤时，能找的有谁？能帮的又有谁？求天不应，求地不灵。

    这就是当代的农民工，只有在某些人再也看不过去时，那些“无法无天”的行为才有些收敛。而现在，路还是漫漫，农民工的权利问题仍然严重！

    在农村讲“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”，但在有些农村，穷的还是教育，苦的还是孩子，难道这种悲剧还要在城市里重演？都不希望重演，但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在城市还是有的。

    在城市，城市工子女有人人所属地学校入读，而农民工呢？想活下来就得出来打工，为安心打工就得带上孩子，带上孩子就得让他们上学，想上学就得面临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那么多的钱有那么大的能耐，农民工还会是农民工吗？还会受尽背井离乡之苦来到城市吗？这又是一个无解的方程！

    农民为什么出来务工？种田不好，做农民不好，想做一个想象中的工人，可到了城市他们才发现，做一个工人也是那么的难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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